當我們談論死亡時,我們在談些什麼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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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導讀:台上是醫生,台下是學生,這場死亡教育將如何開展?哪些血淋淋的事實應該扒給孩子們看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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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者:丹萌

  來源:“醫學界”微信號

  “我想在現場做個調查,在座的各位,一次都沒有親眼、或者親手料理過死亡的請舉手。”

  複旦大學江灣校區廖凱原法學樓的500人報告廳里,許多手舉了起來。

  “料理過一次的請舉手。”

  依然有很多人。

  “料理過十次的請舉手。”

  零星幾隻手,散落在報告廳各個角落里。

  “料理過一百次的請舉手。”會場一片安靜,“恐怕現在沒有了吧?”

  做調查的是成文武,複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(下稱腫瘤醫院)綜合治療科主任,他的手,被稱為“上海灘送走人最多的一雙手”,保守估計,從醫之後,他每年要送走50多個人,而他當醫生,已有26年。

  這是一場怎樣的會面?台上坐著的,有醫療紀錄片《人間世》的編導、人類學教授、腫瘤醫院多科主任、衛生協會領導;台下聽著的,都是20歲上下的大學生。

  他們自願參加的這場“複旦大學克卿書院正誼論壇暨複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名師講壇”,將會帶給他們一堂怎樣的死亡教育課

  

  面對死亡,你們恐懼嗎?

  “如果這個房子突然倒塌下來,你現在心里怎麼想?肯定是恐懼吧?”見慣了生死的成文武開口閉口都是些“嚇人”的話。

  現場的學生一片安靜。

  從小到大,恐怕很少有人教過這些孩子死亡是什麼,死亡又意味著什麼,他們單知道人終有一死,但在眼下這個青春的年紀,死亡好像總是離他們太遠,對那個模糊的概念,他們心有恐懼也是正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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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對死亡的恐懼常會讓人想要活得更久。

  成文武舉了自己還是醫學生時候的例子。他外婆在88歲那年蛛網膜下腔出血,送到醫院的時候,醫生覺得已經沒有搶救必要了,88歲高齡,病情又太過嚴重,救回來,效果也不會好。

  成文武當時跟外公有個承諾,外公說,要把外婆的生命決定權都交給身為醫學生的他,為了完成對外公的承諾,成文武苦戰了76個小時,把外婆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。

  “但是腦出血以後,她變成了半植物人狀態的樣子,整個家庭為她花了13個月的時間,都撲在她身上,很痛苦,她自己也精疲力盡。”

  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潘天舒認為,這樣的救治頻繁上演,幾乎成了一種新時代的“迷信”,越來越多的人渴望“用盡一切辦法”延長生命。

  “因為我們醫療水平的提高,我們很難再想象一個自然死亡的狀態。”

  當我們談論死亡時,我們談些什麼?

  “為什麼我們叫白衣天使?因為我們就是天使。”腫瘤醫院胰腺外科主任虞先濬說,“做醫生就是以創造人類幸福為主旨。”

  但在生命的層面上,什麼是所謂的“人類幸福”?腫瘤醫院腫瘤婦科主任吳小華說,歸結起來就是兩點:生要有質量,死要有尊嚴。

  腫瘤醫院乳腺外科副主任柳光宇的祖母是乳腺癌患者,很不幸的,她的乳腺癌伴有肺轉移和腦轉移,他的祖母在美國著名腫瘤醫院接受了治療,但有一個細節,比治療本身更觸動了柳光宇。

  “主治醫生告訴她,你是腦轉移,確診不到半小時的時間里,馬上就有一個社工,拿了一疊資料來讓我們家屬和她本人填。其中就有一份:在你彌留之際,你選擇醫生搶救還是放棄。”

  祖母有過猶疑,但還是選擇了放棄,幾個月後,安詳離世。

  還有一個故事。

  柳光宇在美國的表妹,18歲時去考駕照,考完了,馬上就收到一個問卷,其中一個問題是:在出了車禍腦死亡的時候,你願不願意把你的器官捐獻給別人?

  讓18歲的孩子填這個問卷,是學校的要求,在美國,“死亡教育”已經非常普及,在出現意外的時候,他們有權利“決定”自己的生死和其餘歸屬。

  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朱劍說,由於呼吸機的使用,死亡成為了一種決定。

  “決定”以怎樣的姿態活著,“決定”以怎樣的姿態走,這是每個人都該直面和討論的課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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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當了醫生才知道,“死得有尊嚴”有多難

  似乎自《人間世》把從醫的現實狀況大膽呈現給觀眾之後,有越來越多的醫生不憚將血淋淋的現實說給普通人聽。

  “吳(小華)主任剛才說的兩句話說得非常好,活得要有質量,走得要有尊嚴。但這是理想狀態,其實現實中會有很多問題。”虞先濬說。

  很多醫生都遇到過類似的情況:你告訴家屬,讓病人走吧,插那麼多管維持生命只是徒增痛苦;家屬卻說,這個人一個月有萬把塊的退休工資,他走了,你給我錢?

  “這才是真正的人間世。”

  年輕的時候,虞先濬遇到過一個徐州來的胰腺癌病人,很多醫生都給他判了“死刑”,不願開刀,虞先濬覺得這刀能開,就開了,開完還有一股“開別人所不能開”的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  手術很成功,但病人離開醫院之後他才聽說,因為他說能開刀,那個病人把老家的房子給賣了,現在回去的,不是原先的家,而是搬到了鄉下的茅草屋。

  一個胰腺癌病人,傾家蕩產開刀,但術後能活多久其實是個未知數,這刀該不該開,虞先濬至今都有懷疑。

  這才是醫生的職業現實,他們以讓人“活得有質量,走得有尊嚴”為己任,但操作起來卻有種種束縛。普通人思考死亡、理解生命,為的是在這一切來臨時能夠坦然,但醫生思考死亡、理解生命,更多的,還是想為人們創造“幸福”。

  “醫生是一個技術和社會的混合體,我們必須精益求精地鍛煉技術,才有底氣、有能力幫助別人,但更重要的是什麼?除了悲天憫人的醫者情懷,更重要的是大家要權衡,學會站在患者家庭的角度,想什麼樣的治療是對他最能夠獲益,這個獲益,並不僅僅局限於生命的長度和生命的痛苦,還有整個家族的繁衍與生活的狀態。”虞先濬說。

  “我希望我們,還有你們、同學們,不要對這個職業悲觀,這真的是一個崇高的職業。”

  (本文為醫學界微信號原創文章,轉載需經授權並標明作者和出處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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